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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60岁的妈妈想自杀

0次浏览     发布时间:2025-05-21 08:55:00    

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》蓝皮书指出,我国近1/4老年人正与孤独感抗争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(WHO)消息,老年群体中,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是抑郁和焦虑,并且女性抑郁症发病率普遍高于男性。

一条对话了三位受访者,她们的妈妈、外婆和奶奶在迈入老年时期后,或出现抑郁情绪,或被确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。而溯其归因,一个结构性困境逐渐浮现:“妻子”“母亲”“儿媳”的传统家庭身份,在数十年间成为了她们的人生主轴,埋下创伤的伏笔。而时代赋予的集体记忆,也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
同时我们发现,在这些年长女性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,其他女性角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这是一个家族女性如何彼此治愈、互相托举的故事。

她是妈妈、是妻子、是儿媳

沃琳妈妈的住院病历

沃琳今年42岁,正在杭州自主创业。去年八月,她接到宁波老家的电话,说妈妈要自杀。

赶到家的第一眼,就是几个亲戚按着妈妈手脚的画面,妈妈的呼吸急促,胸口起伏严重,像是缺氧。当晚,沃琳紧急在手机上查询医院,又托人打听,和所有亲戚合力把妈妈“押送”到了杭州的医院。

“你不压着她,她就要开窗跳车,随时随地要结束生命。”

后来沃琳才知道,妈妈的自杀倾向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,但是亲戚们怕她担心,一直瞒着她,实在瞒不住,才有了那通电话。

沃琳告诉我们,年轻时的妈妈很干练,尤其擅长数学。三十多年前她在老家镇上开店,一开就是二十多年。那些年里,是妈妈当家,家里的账目对其他人都保密。

妈妈亲口提到过,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光,一来周围都是熟人的店,闲暇时间可以聊聊天;二来原先家里条件不好,开店之后,妈妈忽然觉得有钱了,可以用得比以前舒服许多。

但后来,记忆力衰退,加上电商冲击,小店难以为继。关掉店铺后,她把重心全部转回家里,放到了女儿身上。只是沃琳的生活状况也不尽如人意,离异,独自带女儿,磕磕绊绊地创业。

沃琳猜测,这或许也是妈妈不安全感的来源,曾经家里的“掌权者”,如今却只能看着女儿挣扎,而自己无能为力。

日本电影《漫长的告别》

小麦是一名大三学生,她的外婆和奶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。

外婆从60岁开始就患有精神衰弱,在小麦妈妈的陪同下去了医院精神科,确诊抑郁,长期依赖精神类药物才能入睡。

小麦说,外婆为小家忙碌了一辈子,这也极大程度上剥夺了她在外界社会生活与立足的条件。对比外公作为周围人眼中成功的商人,会画画,多社交,外婆的自我认同则更多来自于“母亲”和“妻子”的身份。

现在她卧病在床,“不清醒的时候还好,清醒的时候还是会想很多,担心儿子的生活,担心孙子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。”

和外婆相比,小麦奶奶身体强壮,但年近80岁的时候精神突然垮了,经常把“不如死了”挂在嘴边。

听家里大人说,在她出生前,奶奶和爷爷开过一家文具店。后来爷爷去世,孩子也工作之后,家里经济不再需要奶奶来支撑,文具店就关了。

五年前,奶奶做了眼部手术,眼底黄斑和白内障。但做完一只眼睛后,她坚称手术失败,拒绝再做另一只,脾气也开始变得很暴躁。

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让习惯了忙碌的奶奶,总是反思自己“现在看到活都不想干了”。出行也成了困难,往常陪伴奶奶去茶楼的单车,成了挂在嘴边的那句“不如开单车跳进江里一了百了”。

广东有烧香祭祖的习惯,现在奶奶说得最多的就是:“在哪里要上多少炷香,教了这么多遍,你们就是学不会,就是不听,等我死了就没人拜了。”“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找到自己价值的事情,我们不会,只有她会。”

楠戈妈妈抑郁发作,弟弟给她发消息

32岁的楠戈是一名心理咨询师,从广东农村到广州工作。在她的经验里,中老年女性的精神问题,往往来源于“妈妈”、“儿媳”和“妻子”这几个身份带来的创伤。

楠戈的母亲今年60岁,2019年抑郁症发作,后来演变成双相情感障碍,时而抑郁,时而躁狂。她分析,妈妈的抑郁症有遗传基因,又遇上50多岁的关卡,激素断层,导致了病情发作。“但除此之外,环境中的触发因素,让妈妈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。”

有次妈妈躁狂发作,和爸爸吵架,楠戈当中间人,打发走爸爸,拉住了妈妈,让她留下和自己聊一聊。“一说完,她脸色就委屈起来了,大声用哭腔跟我细数起早年的历史。”

80年代的广东农村注重传宗接代,生育是已婚女性的“头号任务”,而楠戈的妈妈结婚七年未孕。“她说有一次,我奶奶拿着扫把追着她打,追了好几条街,就因为她生不出孩子。有些话甚至不太连贯,但是就这样跳跃地讲。有些事跨了几十年,她都记得。”

后来,父母领养了楠戈,五年后,又生了弟弟。生育“任务”完成了,但环境对“妻子”角色的严苛,没有就此收手。

楠戈的妈妈是家庭主妇,“但是她更想去工作、去赚钱,有同伴,有价值感。”

在楠戈十几岁的记忆里,妈妈总是不断地找着兼职。端午节,村子附近的食品厂要赶粽子,楠戈妈妈就报名。玩具厂、糖果厂、鱼罐头厂,那时周围的厂,妈妈几乎都去过。但这遭到了爸爸的反对,因为他期待在回家时,已经有一桌备好的饭菜。

“儿媳”和“妻子”身份带来的创伤,是楠戈的妈妈最大的痛楚,这并非楠戈身边的个例。

楠戈发小的妈妈生了四个女儿,没完成“任务”,就被逼着继续生。适逢计划生育刚推行,农村里上门抓人结扎,女人们挺着肚子东躲西藏。而那段屈辱的历史记忆,演化为如今的焦虑和抑郁。

“她们现在的发病,有一部分或许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映;她们对丈夫的恶劣态度,也可能是一种表达,‘是你造就了我痛苦的命运,所以你也必须承担一些痛苦’。”

她理解她,她会帮她

沃琳妈妈出院时的药物清单

紧急把妈妈送进医院治疗后,沃琳妈妈的状态有了明显好转,三周后出院,现在与沃琳和她五年级的女儿一起,住在杭州的家里。遵医嘱吃药,早晨七八点起床,早餐过后去小区里遛弯,再去买个菜,回家打扫卫生,开着电视,就这样度过一天。

问起沃琳觉得最重要的康复因素是什么,沃琳说:“隔绝病因,这很重要。”

沃琳一直知道妈妈有抑郁症,起初陪妈妈看过宁波当地的医生,填写了精神量表,结果是重度抑郁。

沃琳原本以为,让妈妈留在老家更有利于康复,因为小镇熟人众多,出门就能遇见旧友。可是后来她发现,妈妈其实不愿待在熟悉的环境里,担心被人议论“有病”。

在“自杀”事件前,沃琳让妈妈留在老家养病,这是沃琳和舅舅的聊天记录

除此之外,妈妈还容易把不好的消息放在心上。本身老人在家服药就不规律,亲戚们闲聊时,一句无心的“是药三分毒”,更是让妈妈自行停了药,导致病情急剧恶化。

在杭州的医院时,起初是沃琳的爸爸陪护,妈妈很愿意听从医生和护工的建议,但丈夫的唠叨总让她烦躁不安。后来沃琳发现这个问题,便让爸爸回家,改由自己陪护。离开了老家和爸爸,妈妈的情况慢慢稳定了下来。

沃琳告诉我们,父母的性格并不合拍,没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爱好,“我爸喜欢出去旅游、社交,但是我妈是不喜欢的,她喜欢独处,喜欢把自己关起来。”

但她很听沃琳的话,“我告诉她,现在这种心理问题是很正常的,就跟普通的感冒咳嗽是一样的,可以吃药好的,她就愿意吃药了。”

沃琳给妈妈做的每日用药表

楠戈告诉我们,女儿在内的女性成员,往往最先捕捉到身边同性成员的心理变化,成为她们的情感支柱,同时也承担了更多情绪劳动和责任压力。

在楠戈家里,爸爸和弟弟两位男性角色几乎无法提供帮助。

她的爸爸只能理解生理病症。例如在妈妈失眠时,爸爸会拿出安眠药,给楠戈发消息说“你妈昨晚一晚上不睡,今晚又一晚上不睡,肯定是很难受的”。但心理上的病症,爸爸总是简化为“无理取闹”。

“我妈反复问他‘我是不是瘦了’ ‘我是不是疯了’,因为抑郁的人会不断反刍,一反刍就会问身边人。这些都可以理解为症状,不是她本人自己在跟你说话。但这么多年了,我爸还在‘不要再说了!不要再说了!我耳朵起茧了’。我妈应该习惯了,但她会难受。”

楠戈妈妈的病历

她形容父母处在一种“对抗关系”里。“如果可以的话,他们会天天吵架。我印象中,他们唯一很爱很爱的画面,就是有一次我妈妈的脚受伤了,我爸给她抹药油,两个人笑得很开心。大多时候我觉得两个人都揣着委屈,都觉得对方辜负了自己。”

而楠戈的弟弟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,肩负着父母厚重的期待,压力大到出现了社交恐惧和精神性的皮肤病,无法正常工作。去工厂待一天,回家的时候就“整个人都发红了”。

最后,楠戈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。由于工作繁忙,楠戈很难腾出手来时刻照顾妈妈,所以无法把她接到身边住。而最好的康复环境,医院,妈妈抗拒着不愿意去。种种情况加注,楠戈一时难以把妈妈从煎熬的环境里剥离出来。

韩剧《海岸村恰恰恰》

在这样的情况下,楠戈的小姨,也就是妈妈的小妹,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持。

小姨经常去看妈妈,两个人结伴旅游。她还会跟楠戈确认妈妈要吃的药,转头给妈妈介绍每种药吃了有什么效果,劝她坚持服用。

这样的聊天和陪伴,在老家为妈妈撑起一张小小的保护网,让远在城里工作的楠戈宽心不少。

小麦在意识到奶奶可能出现精神障碍后,因为没有办法实质性地做出什么改变,只能和AI倾诉

小麦的奶奶心理出问题之后,家里的每一场团聚都是可以预见的走向:奶奶一停不停地念着不好的事情,小辈们一声不吭地听。身边的大人们不说话,小麦也总觉得别扭。大家似乎都觉得,是奶奶一个人做错了,只是奶奶老了,变得固执、无理取闹。

小麦在大学里读社会工作专业,接受过“心理咨询实务”相关的培训,对精神疾病有所了解,但由于还属于家中小辈,总是没有很大的话语权。

还是小麦的姑姑首先意识到,奶奶可能是得了抑郁症,并且和小麦一起计划带奶奶去看医生。

但奶奶“很讨厌医院,非常讨厌”,总是坚称自己没有问题。加上奶奶只会方言,出于和专业人员的语言壁垒,即使小麦有意带奶奶去医院,也无从下手。

SCL-90量表节选,摘自:戴晓阳主编《常用心理量表评估手册》附录

“去医院的话,只能我们替她去沟通。但是她只能通过生理上的反应去描述自己,就算有时候是情绪影响到了生理,她也只会强调生理上的难受,不会觉得心理上是难受的,所以做精神量表也很困难。”

奶奶的话语体系里没有情感描述,所有情绪只会外化成矛盾和冲突。在小麦家,妈妈是奶奶心中“唯一的外人”,于是妈妈成为了奶奶特定的发泄对象,对她恶语相向。有时候东西找不到了,奶奶就会在大家面前指控妈妈“偷东西”。

而妈妈只是小心地避开,不会和奶奶起冲突。小麦叹着气说,妈妈真的很能忍。

“常态化处理,流程化处理”

大热韩剧《 苦尽柑来遇见你》讲述了三代女性的故事

作为心理咨询师,楠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则“妈妈抑郁”相关的帖文,评论区里,数百位网友诉说自己相似的经历和困境,大部分都是家中“女儿”的角色。

楠戈无奈地说,大多数中老年女性的支持系统太弱了,唯一的支撑就是女儿。

“但是女儿自己生活也有很艰难的时候。”楠戈记得有一条留言,女儿想辞职回去陪妈妈,“我想这个太危险了。如果心理上很强悍,这么做还好;但如果自己心理也比较虚弱,而放弃了原本的生活,回去陪妈妈,可能两个人会更难受。”

结合自身经历,楠戈提出的建议是,保持自己日常的生活,偶尔接妈妈来自己的世界里看看。

最开始,每次收到爸爸的消息说妈妈发作严重,楠戈都会立刻赶回家。后来她意识到,抑郁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无法回 回及时响应。

所以,一切要“常态化处理,流程化处理”。

楠戈让妈妈描述什么叫“熬不过去”,妈妈说就是“想死”。楠戈凭着心理危机干预的职业本能,又问:“你想好怎么死了吗?什么时候死?”妈妈不说话,只是尴尬地笑笑。于是楠戈一再追问,查看她的自杀危机程度:如果只是一个念头,相对比较轻微;但如果有具体的自杀尝试和计划,那便是中高度风险。(以上判断方式,请交由专业人士操作)

有一次,妈妈又说自己熬不过去,但楠戈手头恰好有个咨询个案要接。她通知弟弟先挂号,离最快就诊的时间还有三天,她正好可以处理完手头的咨询。两天后,楠戈上午完成工作,下午就赶回了家,第二天和弟弟一起陪着妈妈去医院。

“其实那时候,我自己内心也挺煎熬的,我在想,如果不及时地回去,我妈这一次会不会真的走了?那两天里,我一直催眠自己,如果妈妈真的要自杀,那她大概率这个时候已经喝药油了;如果她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欲望,那她已经做了。”

回去之后,楠戈说自己立刻进入了“职业状态”,不再只是单纯地回家。她陪妈妈看病、吃药、做情绪安抚,当天又回广州上班。

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 豹子女士感叹更年期有女儿陪伴就好了

妈妈患病后,母女间的身份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,后来的相处中,楠戈都不能再无所顾忌地以女儿身份出现。

她抱怨过,抱怨自己为什么总在无穷无尽的责任里。她说,作为心理咨询师,她也是需要咨询师的。

但在十数年的心理学渗透之后,楠戈有了“分离”的想法,一部分是自我的分离,即把长期的痛苦和负担先放一边,享受即使只是暂时的快乐。

“史铁生说,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痛苦一定会来,你不用担心,它一定会来的。现在要进入黑夜了,是吧?但是白天一定会到来,那白天到来的时候,我就过我的白天生活;等夜晚到来,我就过我的夜晚生活,这是人生的常态。”

沃琳在杭州家中给妈妈买了广场舞机,妈妈不喜欢出门社交,可以自己在家跳舞

这样的母女身份转变与常态化,也是沃琳正在经历的。妈妈的病情稳定后,变成了沃琳口中的“老小孩”。

沃琳还记得小时候,妈妈总会说“女儿要读书、要学习”,停掉手上有干扰的娱乐活动;而现在,妈妈逐渐回归了孩童思维,以自我需求为优先和唯一。每天晚上,妈妈在家里看电视,但沃琳需要学东西、考证书,把电视声音调轻一点点,是她最大的让步。

“那也没有办法,自己妈妈呀,只能习惯这种生活,就是老小孩,跟小孩子一样。我女儿五年级,她们俩有时候互相掐一架,所以我家里就是两个小孩,”说到最后,沃琳自己笑了两声。

她坦诚地说,最开始接妈妈来是有顾虑的,因为自己更习惯独处,毕业后的十几年里,她一直住在外面,也曾恐惧有外力打破自己生活的秩序感。

“但现在已经习惯了,对,什么都会习惯的。”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一条”(ID:yitiaotv),编辑:阮思喆,责编:鲁雨涵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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